”，“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的力量则“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民主革命的前途，“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这种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革命胜利后先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实际是一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
　　与陈独秀的观点不同，李大钊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即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瞿秋白在1923年9月写的《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但是中国劳工阶级必须在这种革命运动中“勉力做主干”，“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之点。因此，这些观点的提出和阐明，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在国民革命形势日渐高涨之际，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在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其领导地位便不可能取得；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重要原则问题，它们的提出是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中的重大进步。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他所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中，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人数虽少，却十分集中；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其次，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再次，毛泽东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科学地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明确指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中国社会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之一。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则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样，就为党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最后，毛泽东指出，欧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乃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大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由于工农阶级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势力，由于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因而，资产阶级想在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阶级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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