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人们常对我说：“你的生命是个奇迹。”对我而言，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现实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我曾是德克萨斯大学一名十九岁的大学生，在通向理想之路上信步前行，梦想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
1981年2月17日的晚上，我和交往三年的女友沙伦在为有机化学测试做准备。因为太晚了，沙伦叫我驾车把她送回宿舍。我们钻进汽车，谁能想到在今后的生命中我不能再如此矫健地重复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我很快发现油表空了，于是我把车泊在附近的一家便利店旁，想买两块钱的汽油。“我两分钟就回来，”我关上车门朝沙伦喊到。但就是这短短的两分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永远地改变了。
进入这家便利店就如同踏上了阴阳间的奈何桥，门外的我还是个健康的，活蹦乱跳的未婚大学生，而门内的我却成了暴力犯罪的又一个牺牲品。我还以为店里没有人，但我突然发现我错了——有三个匪徒正在打劫这家店，而我的进入让他们有些惊慌失措。其中一个匪徒迅速掏出一把口径为38毫米的手枪用力指着我的头，勒令我走到冷冻机旁，然后把我推倒在地，像执行死刑般从后面朝我头部开了一枪。他没再朝我开第二枪，显然他以为我死了。打劫完后三个劫匪逃之夭夭。
与此同时，沙伦对我的不归忧心忡忡。看到这三个匪徒离开便利店后她真的很担心，因为我是她见到的最后一个进入店里的人。她赶快跑进店来找我，只见几乎被一扫而空的收银机上挂着一张帐单，还有几枚硬币散落在上面，四周无人。她在货架间飞快地跑着、喊着：“迈克，迈克！”
这时一名服务员从店后面走出来叫到：“小姐，过来一下，我刚才被打劫了，他们还向我开了枪。”
沙伦跌跌撞撞地过来哭喊到：“你见到我的男朋友了吗？长褐色头发的。” 那人默默走到冷冻机旁，找到了我，此时呕吐快令到我窒息了。他赶忙帮我擦干了嘴，叫了警察和救护车。
沙伦被吓坏了。渐渐地她才明白我受伤了，但是她根本想象不到伤势的严重性。
警察来了，他们很快断定是杀人案，因为没人相信我还能活过来，而救护人员说她从来没有见过伤势如此严重的人可以逃离死劫。下午一点半，我住在奥斯汀的父母被来自布莱肯瑞吉医院的电话铃惊醒，医院通知他们尽快赶到奥斯汀，因为他们认为我熬不过当晚了。
但那晚我挺了过来，第二天清晨神经外科医生决定给我动手术。但他立即告知我的家人和沙伦我存活的机会只有百分之四十。然后他还雪上加霜地告诉我的家人，向他们描述如果我万幸活下来将面临怎样的生活——我可能再也不会走路了，不会说话了，甚至不能理解一些极其简单的命令。这些对我的家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打击。
本来家里人祈望能从医生的口中听到一点点鼓励的话，而他悲观的言语让他们没理由相信我还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经历了三个半小时的手术之后，我再次侥幸地活了下来。
医生的话得到了应验，我不能说话，整个右边的身体瘫痪了，许多人认为我变傻了，但至少我身体状况是稳定的。在私人看护病房里呆了一个星期后，医生觉得我已经好转了许多，并可以坐救护飞机转到奥斯汀的德欧洛康复医院。
意识上的幻觉和生理上的病疾使我的病情预断非常的渺茫。然而时间的飞逝使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大约六个星期以后我的右腿可以轻微地活动了，七周以后我的右臂开始缓慢地活动了，八周以后我终于开口说话了。
说话对于我非常地艰难并且开始的时候说得很慢，但是总算是开头了。我开始寄希望于新的一天的到来，祈望着新的进步。但正当我以为生活总算初露光明的时候，医院里有个欧洲来的心理学家对我做了测试。她向我解释到，从检测的结果来看她坚信我不能再重返学校，劝我对此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希望我最好树立些更现实点的目标。
她的这番结论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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